全球大学在经历相似变革的同时，也都在努力回应三个同样的问题——财政困境、效率低下和不平等。

      全世界高等教育都面临著财政困境，即使在最富足的国家，大部分高校也总是处于困境的边缘。教师要提高工资待遇、学校要增设新的专业、提高教学品质，都需要增加投入，导致了培养成本的增长。办好大学需要持续不断地增加投入，而作为投入主管道的国家财政增长却要缓慢得多。有两条结论正在日益被人们所接受：一是政府筹集财政资金越来越难；二是即使国家能够确保公共财政收入的大幅度增长，在分配这些稀缺的公共资金时，政府也不再会考虑把大学作为优先投入的重点。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大学都不可能从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直接获得充足的资金来解决面临的财政困境，尤其当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在整个人口中的比例显著提高时，情形更是如此。

      降低成本以减少收入和支出之间的差距是缓解财政困境的一种解决办法，这也正是大部分国家的政府要求他们的大学(至少是公立大学)去做的。另一种解决办法是寻求非政府经费的投入。这些资金有可能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学费、全成本或接近成本收取食宿费、教职人员从事有偿服务活动所获得的收入、捐赠等。在这些形式中，最具有活力的是收取学费，也就是成本分担。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全世界范围内，高等教育财政责任正在从政府和纳税人转向家长和学生。

      财政困境是指大学不能获得与其规模和使命相匹配的充足收入，而效率低下则是指对可能获得收入的错误分配。效率低下与资源配置密切相关，在大学中，人们认为可以重新配置的资源主要是教师和员工，但为了追求高效率而采取的一些管理行为通常都会遇到很大的阻力。而政府通常会认为，如果大学能够提高效率的话，就不再需要额外的投入，并以同样的理由阻止大学提高学费(因为从政治意义上说，学费上涨是不受欢迎的)，迫使校长们做出艰难决定。

      在以市场为特征的经济体制中，只有大学自治才能使效益最大化，自主权的增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增加大学经费开支的自主权；学校有权自主决定缩减甚至完全取消某类专业；学校有权自主聘用教职工并根据大学的目标来决定聘用条件，学校有权支配“节余经费”，将它们带入下一年度或用于投资。此外，由于高校的利益与公众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不论公共利益有多重要，也不应完全由大学校长来考虑大学的社会责任。

      高等教育中第三个大问题是不平等。如果高等教育的门槛和父母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性别、语言、种族、居住地等与生俱来的特征紧密相连，就会加剧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成本分担，尤其是过去由纳税人负担的教育经费转向由家长和学生分担的发展趋势，可能会不利于低收入家庭、农村和少数民族家庭学生参与高等教育。减少这种不平等，可以采取对贫困生发放助学金和学生贷款的方法。

      财政困境、效率低下以及不平等这三大挑战是全球大学变革中难以彻底解决的核心问题，因为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又会遇到两难的境地，例如：要通过成本分担来补充政府经费的不足，又可能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参与；要鼓励教育从事赢利性活动，又可能偏离大学的使命；高等教育大众化，又不想增加更多的政府投入，可能会使大学人满为患，降低品质等等，大学的变革充满了矛盾。